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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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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United Nations)建立于“二战”结束之际。“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被联合国所取代，联合国成为当代最大的主权国家之国际组织。必须首先肯定，联合国在全球治理的诸多事务上，发挥了颇为积极的作用：在国际冲突方面，联合国的维和机制具有显著的强力管控效果；在帮助弱国、小国治理灾害中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在全球气候、犯罪、贫困、疾病等问题的治理中，联合国的业绩有目共睹。但联合国的国际政治功能也受到内在限制：其一，联合国是大国联手管控国际社会问题的机构，因此注定了它对大国本身的国际行为缺少制约能力；其二，联合国是缺少国家强力的国际机构，因此只能诉诸成员国之间的同意原则，这就限定了它行使国际权力的力量感；其三，联合国的运作依赖于成员国的会费缴交，会费分摊的原则依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因此确定联合国的国家实力原则，国家间的平等就此成为一个道义原则；其四，联合国容纳了不同政体、不同发展状态、不同国籍诉求的国家，因此催生一个试图在国际社会谋求国家利益的国家纵横捭阖的政治习性，联合国内部的小帮小派就此无法克治。被期许为“国上之国”的联合国被“国中之国”即联合国内部的拉帮结派所掣肘，很难发挥联手万国以治理全球问题的作用。基于上述原因，联合国殊难成为民族国家时代行之有效的国际机构。

国际联盟与联合国，一个宣告失败而退出国际舞台，一个有心无力但勉力运作，都以事实证明了有众多民族国家加入其中的国际机构，在治理国际事务与全球事务上的内在局限性——联合国并没有强有力地供给国际秩序，没有显著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基于此，联合国自身的改革变得越来越迫切，但联合国的改革谈何容易。由于联合国成员国各自的诉求相差甚大，大国旨在坐实其国际秩序，小国满心寻求发展契机，各怀心思的国家在联合国改革的宪制问题、机构设置、议程通过、实际运转诸多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会员国在一些改革问题上缺乏政治共识，导致联合国改革进展缓慢，无法满足改革支持者的诉求，使联合国的作用受到影响。但仓促上马、急于求成的改革同样会造成会员国之间的分裂，使改革欲速则不达。在改革问题上，少数大国对一些改革方案使用否决权，或众多小国‘围攻’大国以推进小国方案。”17李东燕：《联合国改革:现状、挑战与前景》，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10期。在结构上存在明显缺陷、在运作机制上陷入困境的联合国，要想发挥有效供给国际秩序的作用，实在给人蜀道之难的感觉。

像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庞大的国际组织都很难有效供给国际秩序，规模较小、资源有限、作为较少的国际组织，就更是无法发挥类似的作用了。这就让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对帝国的依赖相形强化。在帝国主义理念驱动下的新型帝国，在民族国家时代展现了它不同于旧帝国的新面目：一方面，帝国之间的勾心斗角，帝国对弱小国家的支配定势，成为民族国家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状态。“对帝国主义以及作为其支柱的军国主义，寡头政治、官僚政治、保护贸易、资本集中和剧烈贸易变动的分析都显示帝国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大危险。”18［英］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16页。帝国主义的卑劣性因此凸显出来，“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出于自私自利的卑鄙选择，它激发了国家身上从早在动物生存竞争时期残存下来的贪得无厌和占有欲。帝国主义成为一项国家政策意味着放弃了追求内在高尚品德的努力，而只有这种品德才能够保证理性战胜兽性，对人和国家都是如此”。19同上注，第322页。这样的评价代表了那些厌恶帝国主义的论者的一种基本立场。

另一方面，新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得以成功维持的重要条件，恰恰是民族国家自主处理国际关系的无能，国际组织提供国际秩序的低效，以及新帝国以主权国家政府的综合实力处理国际事务的有力与有效。仅从经济秩序上讲，以194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划界，英帝国的英镑体系与美帝国的美元体系对全世界金融秩序的主导，乃是全球保障经济金融秩序的重要条件。再就国际政治秩序来看，不是国际联盟或联合国有力维持了国家秩序，而是新帝国给定的某种全球秩序让国际社会显得有序。在世界的实际结构上，“二战”以后苏美两国的仿帝国建制，既是冷战出现的重要原因，也恰恰是这种竞争性的新帝国机制让世界保有了和平。苏联帝国体系与美国帝国体系成为主宰世界的超级霸权。对美苏两个不同的冷战同盟，人们可以较少政体色彩的用语即“国家集团”来命名，也可以政体色彩较浓的“帝国”来命名。更为关键的是，新帝国自身的国家理念具有国家间的扩散性与接受性，不管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理念，还是美国的自由民主理念，都是如此。在长程的竞争中，苏联模式败下阵来，这就让美式理念具有了某种更广泛的可接受性。而相对独立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尤其是世界主义，因为缺少强有力的国家载体，很难被诸多国家接受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