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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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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随着全球殖民帝国时代的到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这一特定国家形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建构形态。但这样的国家形式真正推向全世界，依靠的力量不是像《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时期的欧洲内在力量，而是欧洲殖民者向欧洲之外的广袤地区拓殖的结果。殖民与反殖民成为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勃然兴起的两种动力。这样的世界局势，恰如欧洲现代早期的帝国与王国之间的关系一样，压迫与抗拒成为相伴而生的政治现象。久而久之，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运动便势不可挡。因此，在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让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由此生成了普及全球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形式，这使民族国家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国家形式。一方面可以说，民族国家时代的降临，是战争这只残酷之手拿捏的结果：对原生的民族国家建构者欧洲是如此，对遭受全球殖民灾难的非欧洲民族国家也是如此。前者是帝国解体的产物，后者是帝国重生的结果。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具有一种内在嵌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民族国家总是帝国压迫和反帝国运动交互作用的产物，这就让民族国家间的秩序供给成为一道国际难题。从既定历史视角看，人类无法完全逃脱帝国的纠缠，但旧式的帝国秩序总是遭人厌恶的。因此，一切后起的、旨在供给国际秩序的帝国，都必须花样翻新，让各个国家不至于形成一种重陷旧帝国加予的苦海之中的印象。帝国自身的演进逻辑也就潜蛰其中。

从现代世界史的视角看，《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催生了民族国家的诞生，让国家形式丰富起来。这样的改变，导致了双重结果：一是帝国体系的瓦解。哈布斯堡王朝对主权国家的承认，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人类从此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但这并没有让帝国灰飞烟灭，而是让帝国退隐到民族国家的背后伺机作为。二是民族国家走向前台。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秩序供给的主体关系，这就终结了帝国给定或施压而形成的国际秩序。不过，民族国家之间为了寻求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由于经验与手段的缺乏，远没有建构起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现实的国际秩序还需要变幻面目的帝国作为供给者。即使民族国家时代到来了，帝国也不会完全退出国际政治舞台。相反，曾经有效且稳定供给国际秩序的帝国机制，会不断改变方式，为国际社会供给秩序灵感和秩序安排。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因此凸显出来；民族国家与帝国轮番登场的周期性，也因此潜蛰其中。

二、国际秩序的帝国依赖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结果是帝国的解体，民族国家时代的降临。但其时独立的主权国家及其结盟的自由，是以不结盟反对帝国皇帝为条件的——尽管后者几乎是一个虚设的条款，很难实际发挥作用。原因很简单，独立的主权国家及其结盟，完全取决于它们各自的政治意志，而不受帝国的控制。此后，国际秩序的供给主要依赖两种机制，一是跨国家、超国家组织；二是一个(或几个)强大到足以供给国际秩序的超级大国(super power)。跨国家与超国家组织，要么是以传统战争催生的联盟形式出现，要么是以主权国家的盟约形式建构，稳定性、规则性与有效性程度与其所担当的国际责任颇有不符。超级大国，要么以军事征服的传统形式为世界给定一个秩序，要么以花样翻新的强权方式提供给世界以新型的秩序。这样的国际秩序供给范式，往往比跨国组织发挥的实际作用要明显和稳定。后一种供给国际秩序的形式，也常常仰仗前一种方式提供的国际平台、国际规则和国际行动机制。因此，可以说现代世界中并不存在完全由一个国家独立担当的国际秩序供给者角色。一个由皇帝独立行使权力的帝国机制，也就是超民族、超国家（王国）的政治体，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老帝国机制。而一个由某个超级大国担纲的、对其他民族国家发挥带有某种强制性约束力的现代帝国机制，是一种从形式上具有老帝国样式逐渐走向既不占有别国领土，也不直接支配别国内政外交的新帝国机制。其中间形态，便是由老帝国向新帝国过渡的种种转变的帝国形态。

从19世纪晚期25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被论者称为“帝国的年代”。这是一个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全球的时代。论者指出，“从1875—1914年这段时期之所以可称为‘帝国的年代’，不仅是因为它发展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同时也基于另一个老式得多的理由。在世界近代史上，正式自称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认为配得上‘皇帝’这个称号的统治者人数，恐怕是在这段时期达到最大值”。10［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这是现代世界史上帝国重建的高峰时期：资本主义巨大的物质生产力，让民族国家与帝国形态天衣无缝对接起来——对内，民族国家的形式结构在欧洲早就基本定型，即使命名为帝国的欧洲国家，因为建立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建国机制上，因此首先被认作是民族国家；对外，欧洲国家强行推进国际市场机制，这使西方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帝国的方式，以便实现有效统治殖民地、占领国际市场的雄心。除“皇帝”这一老帝国的名号之外，这一时期的帝国之所以被认作是新帝国，就是因为它们是与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拓展相伴随而兴起的殖民帝国——这些殖民帝国，与其说是领土，不如说是市场；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经济；与其说是占领，不如说是盈利。11See J. Gallagher and R.E.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815-1914", in Peter J. Cain and Mark Harrison (eds.),Imperia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II),Routledge, 2001,愈是接近20世纪的边缘，这样的帝国特征就愈是凸显。“一小撮国家瓜分世界”12［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的殖民帝国时代宣告成型：一小撮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美国和日本；13历史文学作家亚瑟·考特瑞尔就把1815年至1905年这一时间段称为“帝国的全盛时期”（heyday）。界定及描述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正是一系列殖民战争与反殖民斗争，如英国的鸦片战争、印度叛变（印度民族起义）、法国的殖民复兴、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以及日俄战争。See Arthur Cortterell,Western Power in Asia: Its Slow Rise and Swift Fall 1415-1999,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2010, 瓜分的世界，主要是相对于前述国家显得相当落后的非洲、中南美洲和亚洲。但殖民帝国同时又催生了殖民地人民的主权意识、政治抗争和独立运动，因此带来了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浮出台面的历史性变化。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民族国家之降临作为欧洲事件，至此变成了全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