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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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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脱离殖民帝国体系的民族国家，“国家观念时常被与一种特定形式的公民权相联系，被与一个统一民族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民主方式来表达其愿望，向‘他们的’国家要求各种资源以获得安康，有时寻求矫正资本主义与市场所导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59同上注，第389页。这也是对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自主治理的民主诉求一个真实的描述。如果说前述那些试图成为帝国的当代国家必不可免地会遭遇帝国能力的内在限制，因此很难成为真正的帝国的话，那么民族国家自身的民主进程则表明，他们是明确拒斥帝国进入主权范围并发挥跨国作用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各个民族国家中普遍存在民主诉求，哪怕是表现得最文明的自由帝国主义，也都丧失了它存在的理由。

在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界进程中，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殖民体系解构的进程中，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良善人士对帝国主义的愤怒批判，基本上是一种基于民主与平等的道义批判。在殖民体系解构的初期，殖民地经济的欠发达甚至是欠发展，某种经济屈从或依附性发展，还是帝国仍然能发挥“余热”的理由。但是，随着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展示自身经济发展能量与建构民主政体的能力后，这些独立的主权国家已经对国家发展道路了然于心。即便因为国家内部阻挡民主大势的力量使其一时无法实现民主治国的目标，但是那对民主的普遍认同不会造成根本伤害，而民主的大趋势也不会因之发生改变。殖民体系的解构进程，已然向世人表明，长期流行的那种帝国思维，也就是古罗马自认的先进与“蛮族”、古代中国建构的华优夷劣模式，以及现代新型帝国以实力思维建构的自视公正与给定国际秩序，都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民族国家之间的发展诚然是千差万别的，发展程度高低显著不同，但已经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接受高人一等的国家指教。一个在托克维尔那里已经明白无误指出的、世界范围内已然来到的基于身份平等的“大众民主时代”，60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基于身份平等的大众民主时代势不可挡，“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页。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相结合，不仅显现出各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建构的势不可挡，也相应呈现出国际治理中的民主逻辑。那种基于帝国的身份优势对新帝国产生的幻想，是与国家潮流悖逆的。

在当今帝国思维卷土重来之际，申言民族国家的民主治理原则，进而强调全球治理的民主准则，也许显得有些迂腐甚至是愚蠢，因为这与现实的国家状态、国际图景具有极大差异。需要指出的是，真正实现这样的治理目标，自然有待时日。但有两个理由给予这种断定以坚强支持：一是民主的大趋势不可阻挡。始于19世纪初的民主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有进有退，前途未卜。但是“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专制统治者下受苦受难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历史上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地带也得到了大大扩展，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61［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二是一切国际事务的有效处置除开民主进路之外别无出路。这里的民主，与法治是内在贯通的。换言之，依照公正的国际法进行全球治理，正是民主的全球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一国决定不签订一项重要条约或者无视一项它已经签署的条约——像美国对待消除地雷公约或者伊拉克对待核不扩散条约那样——它就更有可能因其顽固的个体主义被谴责为无赖，而非受到钦佩。”62［美］史蒂文·R.拉特纳：《国际法：对全球规范的考验》，载［美］罗伯特·J.阿特等编：《国际政治——常在概念和当代问题》，时殷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8页。这是针对所有民族国家的民主与法治约束，而不会对强权与霸主保有例外。这正是帝国已然终结，不再可能与民族国家各领风骚的深层缘由。就此而言，思考国家秩序与国际秩序的供给问题，与其召唤帝国，不如呼唤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