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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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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告诉人们，当代世界体系是民族国家构成的关联体系。1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在字面上是指一个单一民族支配的主权实体，是一个包含高度说服性和强大政治力量的知识性、虚拟性的构造，它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首要单位。该词中“民族”与“国家”并立，前者主要指共享文化、语言、民族性的人群具有的认同感，后者以主权凸显政治含义。实际上不存在完美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常常是政府聚集合法性资源的工具，让人们狂热追随，在19世纪的国家建构得到运用。第三世界国家尝试以建构民族来支持国家，并寻求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国家的敌我之分，是当今世界不稳定之源。当跨国或超国家组织兴起后，民族国家出现衰落迹象。See Iain Mclean and Alistair Mcmillan,Concise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360.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是当代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但这只是揭示了国际政治的一个面相。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背后，一直存在着古老的帝国影子。2帝国(empire)是一个含义有着较大变化的词汇。拉丁词源是指最高军事和政治领袖在一定领土范围内排斥性行使的主权，也用来指君主松散控制的疆域。初期的宪制含义后来淡化，在20世纪逐渐指一个扩展性的国家群体，它或由殖民或由征服形成，它臣服一个宗主国（它本身可以是一个共和国）的权威，此时，它与帝国主义一词联系起来。See Iain Mclean and Alistair Mcmillan,Concise Dictionary of Politics, p.168.考察500余年的现代世界史，民族国家与帝国呈现出一条周期性替代的线索。帝国并没有从人类历史上消逝，它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缝隙中获得周期性重建的契机。3论者指出，“帝国尚未让位于由一个民族国家构成的稳定的、正运转着的世界”。［美］简·伯班克等：《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83页。这里的周期性重建，并不是在数学周期上定义的，而是在不断反复的政治周期上界定的。也就是说，当民族国家体系显得孱弱的时候，帝国就不期而至；当民族国家强有力运作的时候，帝国就隐然退却。如此往复作用，呈现出一种你来我往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感，便是现代世界史中帝国重建之周期性的重要体现。这样的周期性，当然有数学的时间含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含义。理解民族国家的帝国依赖，以及这种依赖呈现出的政治周期性，对准确理解当今世界的政治秩序及其供给方式至关紧要。

一、帝国解体与民族国家兴起

现代国家建构起自欧洲，这与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中世纪的政治体运作，依赖于基督教世界社会与帝国、王权建制之间张弛有度的建制。在教权与王权能够大致合作或分歧尚不致于崩解的情况下，政教合一的政治形式可以相互支撑，维持高低程度不同的政治秩序的有效供给。但到中世纪晚期，这种磨合机制越来越不灵便。王权与教权的利益机制、权力谋求与运作机制，都出现了不可挽回的皲裂，以致于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政体无法再维持下去，中世纪的终结与现代的开启相携出场。而世界社会与帝国机制的双重崩溃，因此成为人类社会迈入现代政治门槛的孪生事件。世界社会，即基督教世界社会，依赖于信仰的一致性、教会的组织性、世俗的关联性，维持了长达千年的超级宗教社会建制。但它从来就缺乏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建制的支持，因此不得不依赖世俗的国家建制。整个中世纪，教权与王权不得不因此纠缠在一起。但也因为如此，教权与王权之争埋下了分裂世界社会的种子。中世纪的王权结构是复杂的。帝国机制，即居于各个王国之上的中世纪巨型政治体，曾经挟持教权在王国之间征战，以使王国臣服于帝国的统治秩序。但在现代早期，帝国的这种征战越来越乏力，以致于无法有效控制王国并使其服从帝国秩序。这场王权与教权相互为用的中世纪政治大戏，终于到终场的阶段。从教会的一端来看，中世纪晚期教会方面在建立统一教会的成功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不少，大公会议对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世俗君主们努力将地区性教会控制在他们手中。4参见［美］布莱恩·蒂尔尼等：《西欧中世纪史》（第六版），袁传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八篇“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第539页及以下。这就导致了两种宗教异动倾向：一是宗教本身的重大改革已经酝酿长久必将破茧而出，二是教权与王权的争端将以王权的胜利写下新的篇章。

在中世纪后期，王权建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对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国际秩序的形成发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后期，君主政府的权力迅速增长，同时，封建观念的衰颓完全改变了君主人民之间的关系。贯穿封建等级统治的占有主导地位的君臣关系概念逐渐消失。君主们再也不能只顾本身利益和他手下那些贵族们的愿望，他领导着所有臣民，这些人都生活在他的领土上，他们的共同利益都应考虑。这种国王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导致了被史学家们称为‘民族主义’的开端。这些臣民们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相同，应团结在他们的统治者周围，而这正是上帝的旨意。他们不愿轻易地把这种忠诚转献给其他统治者。”5［美］布莱恩·蒂尔尼等：《西欧中世纪史》（第六版），袁传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9页。相对于中世纪，这是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因为君主与臣民关系的紧密化，必将引发两个历史性的改写：一是改写超民族的帝国建制中皇帝与臣民的关系，二是改写基督教那种由信众与教会构筑起来的世界社会结构。正是这样的改写，直接导致了民族国家的诞生，促成了世俗的帝国机制和宗教构筑的世界社会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