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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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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的独立国家蓬勃兴起。这一现象，多多少少与挣脱世俗帝国与世界社会的机制有关系，但直接催生现代国家的事件，与宗教战争联系在一起。基督新教的兴起，它与天主教的对立定势，以及这种对峙关系与兴起中的民族国家发生的交错作用，构成世界社会与帝国机制最终解体的直接原因。对现代国家兴起至关重要的哈布斯堡王朝，有着建立强大帝国的强烈政治愿望。它建立在天主教的信仰基础上，因此与天主教教会力量的联姻，构成它统治广袤土地的宗教基础。在17世纪初期，衰颓王朝雄心勃勃的皇帝力求争取旧教诸侯的支持，以便压制已然崛起的新教诸侯争取权力的联手抗争，以求有力地维持其统治秩序。有一点必须强调：哈布斯堡王朝当然不仅试图借助旧教力量，它还想尽一切办法依托于世俗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将旧教诸侯力量集中起来，对抗并压制新教联盟。因此，信奉天主教的诸侯与信奉新教的诸侯组成两个联盟，在宗教的名义下争夺地盘和反抗皇权专制。1618年5月，终于引爆欧洲现代史上第一次全面大战——三十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阵营与新教阵营此消彼长，在战争前半段，两个阵营在政治上各自的所得所失都体现出来。进入战争后期，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败绩显现，王朝的中央集权被彻底打破。战争后期占尽优势的法国和瑞典联军，并不着意摧毁哈布斯堡王朝，而是将精力更多用于掠夺。战争因此造成更多的杀伤与财富的劫掠，成为20世纪两次大战以前最损害欧洲肌体的战争。6论者指出，“在20世纪以前，欧洲没有任何一次战争造成过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人口的锐减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标志。［美］理查德·邓恩：《现代欧洲史02·宗教战争的年代1559—1715》，康睿超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长期的战争使双方元气大伤，结果于1648年10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缔结了两个和约——《奥斯纳布吕克条约》与《明斯特和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此三十年战争宣告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许多邦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7《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样的国家形态是基于主权这一概念建立起来的，但主权其实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论者指出，一般而言的主权四大要素即主权的领土范围内享有最高政治权威即合法使用武力，对国境范围内的管理权，自主制定对外政策，他国承认其是独立的实体且享有不受外部干涉的自由，“在今天，一个重要问题是这四项构成要素：内部权力、边境控制、政策自治和不受干涉，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引自［美］约翰·H.杰克逊：《国家主权与WTO：变化中的国际法基础》，赵龙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于是，在欧洲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独立与平等相待等原则，开启了民族国家为政治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尤为关键的是，这一条约强调了现代国家不分大小、平等相处关系的程序性原则，这让它具有指引后起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建构的长远价值。一个在各国比较力量中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单一国家支撑的国际体系告终，寻求均势的国家体系宣告诞生。8参见［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6页。

三十年战争催生的民族国家体系，本是一个欧洲事件。因此，在17世纪由《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建构起来的仅仅是欧洲现代国家形态。随之带给世界的两个重大难题是：其一，欧洲民族国家的降临，催生了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秩序，所谓霍布斯丛林规则支配了国家间的关系。某个超强的民族国家成为给定国际秩序的国度，而要求平等的二等强国总是会挑战前者给定的国际秩序。先行强国与后发强国之间寻求国际霸权的挑战与应战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态势之一。一强独大与数国同盟的国际均势状态常为人类所经历。较为长期的稳定化国际秩序的需求，促成了康德式的国家秩序想象，这就是他的永久和平论——各共和国志愿组成联盟，国内外政策透明，逐渐将其扩展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塑就一个世界性的安全体系、完美的人类公民联盟。从政治理论上讲，《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之后凸显了霍布斯与康德式两种国际秩序的设计方案。9同上注，第26—40页。这是为对治丛林状态的帝国主导与主权国家民主结盟求治两种截然不同的秩序。但比较起来，前者太过残酷，后者太过浪漫。国际秩序，似乎还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探问前路。这既是欧洲秩序需要面对的前路问题，也是后起的全球范围国际秩序面对的艰涩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