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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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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中，唯有美国具有重建新型帝国的能力。因为曾经试图成为世界霸主的苏联已经轰然倒下，而依傍欧盟建构隐形帝国的德国尝试尚处于胎动阶段。但美国建构新帝国的当下逆转表明，一个民族国家即便有美国那样的帝国野心和强大实力，要想成功建构新型帝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很简单，一个民族国家支撑的国际体系，对内承受公民们在国内履行职责的压力，对外承受着世界宪兵的道德谴责；更为关键的是，一个具有帝国雄心的民族国家，受制于有限的国家实力，常常无法长久支撑其维系世界帝国的物质大厦——无论这个国家在物质实力上多么强大，都毫无例外地会出现战略收缩。在当今世界，一个民族国家试图成为帝国，一定会遭遇入不敷出的窘境。当今美国可算是为大国提供了一面镜子。如果一个国家的物质实力本不足以支撑其维系世界帝国秩序的雄心，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因此陷入崩溃，如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解体。这给跨出国界、似乎重临人间的帝国周期性重建，提供了有力警醒。

如果说民族国家无法直接供给国际秩序，而本来擅长供给国际秩序的帝国也相形乏力，那么国际秩序的有效供给是不是就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了呢？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给出答案。因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条件是抓住当代国际秩序供给的关键问题，然后才能回答国际秩序的供给究竟需要依靠什么样的机制。

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与政治日益复杂的和经常性的交往，催生了民族国家与国际组织手足无措的全球治理局面。当全球和区域霸主对全球事务与区域事务或束手无策，或推三阻四，或退守国门，全球治理的问题就得不到应有的解决。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全球失序”。全球失序是全球治理问题趋于复杂，而让既定的国际治理秩序无以维持导致的结果。更直接地讲，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穷尽了它维持全球治理的政策选项，“二战”后的国家秩序已经难以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的秩序需求。老牌霸主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新兴国家之间的龃龉，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二战”失败国家试图成为正常国家的冲动，落后地区国家尝试加强自己在国际组织中发言权的努力，这些都成为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推动力量。一方面，这促使那些挣脱了霸主控制的、具有帝国记忆的国家尝试重建帝国，以便至少实现成为区域霸主的国家目标。正如前述，这让帝国蜂拥而起。重建帝国的意图成为全球失序的一种伴生现象。但另一方面，展现帝国意识的老牌强国与新兴国家，不仅没能有效推动国际秩序的重建，相反让国际社会陷入更为频繁的冲突、对立与局部战争的泥淖，全球治理必需的、某种起码的均势要求完全被打破。因此，国际秩序供给紊乱的现状颇令人担忧——一端是国家主权意识的明显增强，一端是国际协调的重要性显著凸显，两端之间如果严重疏离，国际秩序的基本保证就完全无望，全球治理的状态与绩效就缺乏基本保障。

恰当此时，人们对帝国的政治理论探讨，也就相应热乎起来。论者呼吁对帝国，既要避免一味眷恋，也要避免一味谩骂。相关主张者明确指出，“考察帝国的历史并不暗示要去褒扬或谴责它们。相反，我们应去理解这些帝国在它们各自时代出现时的发展前景，揭示那些改变过去、创造现在以及可能塑造未来的必要之举与行动”。57［美］简·伯班克等：《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页。因此，对帝国的客观讨论展现出两个指向：一是让帝国免于殖民帝国体系崩溃时期声名狼藉的状态，同时免于国际秩序有效供给者的简单礼赞；二是人们循此“客观地”讨论帝国这种国家形态对全球秩序重建的价值意义与制度效用，以便为国际秩序的现实需要提供出路。

但是，帝国之思走进了死胡同。这是因为，无论是旧帝国、还是新帝国、抑或是隐形帝国，其帝国逻辑从来就没有真正走通过，只不过人们在民族国家运行乏力之际，由于缺乏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国际关系思路，因此转而将目光投向帝国。这是一种思想懒惰的表现。对于当代世界来讲，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思维与古老的帝国思路，才能谋划国际秩序的崭新进路。这需要那些具有帝国思维的人士清楚地意识到，帝国，尤其是殖民帝国，从来没有成功地供给过国际秩序。“没有哪种形式的殖民统治曾经是宗主国大众所长期一致同意的，或者令诸殖民地的民众普遍相信，而这些民众非强迫性的顺应是这种统治所需要的。利用他们的殖民者的政治语言，亚洲人和非洲人坚决要求自由的理念应该适用于他们自身。殖民统治者也被以其他的用语并伴有其他的目标所辩驳，这些目标包括恢复各种本土化统治、伊斯兰团结和各类反殖民联盟。”58［美］简·伯班克等：《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88页。这是对殖民史最后结果的一个准确描述：殖民者的殖民理由成为反殖民的理由，殖民地人民将殖民者居于殖民地位的那些理念，转换成为组织自己、对付殖民者的理念与行动方式。这至少证明了一点，帝国逻辑主导下的殖民，无论是粗暴的军事征服还是自由帝国主义的文明侵入，都已经丧失了它存在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