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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时代的帝国依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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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生成新帝国机制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的结盟方式，对人们理解新老帝国的交替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这些结盟，正是帝国形态的松散再生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与协约国（大英帝国、法国、俄罗斯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英、美、法、苏、中）与轴心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除其中的极少数国家，如“一战”时的保加利亚、“二战”时的中国以外，大致可以被解读为帝国之间为争夺世界范围的利益而组成的结盟机制。相比而言，“一战”结盟各方纯粹为利益开战的特性更为凸显。“二战”因为轴心国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德国野蛮的屠犹行径，而使同盟国与之的战争有了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分。从老帝国的兴衰视角看，“一战”是旧帝国终结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战”是再次摧毁德、意、日重建旧帝国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所有试图重建帝国机制的国度，都必须为帝国穿上具有改头换面意义的新马甲，否则就会陷入旧帝国的征服与掠夺陷阱，并且无法在独立的民族国家那里获得国际呼应。但帝国是不是就此远去？当然没有。帝国只是经历了形式之变，在民族国家普遍降临之际，帝国的实质结构并没有在根本上遭到摧毁；而且从国际社会的范围看，新帝国发挥的国际秩序整合作用，甚至超过老帝国在其统治范围给定国际秩序的能力。

在殖民帝国体系确立起来的时候，随之出现了与之相伴随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以帝国主义定义新帝国的本质特征，是19世纪晚期、尤其是20世纪以降的事情。帝国主义理念，以两个相关的政治倾向建构起来：一是对西方国家掠夺非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二是对非西方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掠夺正当性的伸张。14正如有论者指出，“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与它的产物‘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一起，为绝大多数的人类提供了共同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观”。Bill Warren, "Extracts from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in Peter J. Cain and Mark Harrison (eds.),Imperia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II),Routledge, 2001,p.202.同时，它以四个相关的概念呈现其内涵：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主要用于动员民族成员的种族、语言、经济和政治上的认同。殖民主义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向无人烟或人烟稀少地方的移民，移民者享有宗主国的地方自治权，实则是民族国家的一种扩张。当享有公民权的理念遍布世界的时候，与帝国主义相异的国际主义成分就为人们所知；由此催生了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新帝国思维，“世界公民”的政治新身份也因此浮现，世界主义的政治理念跟着显现。但竞争性的帝国体系之间，会将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殖民主义与世界主义置于帝国主义之下，并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变幻莫测局势的塑造者。“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不仅以助长列强间的仇恨挫败了走向国际主义的运动：它对弱小民族自由和生存的侵犯，也相应地激发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因为怨恨和自卫热情而鼓荡起来的民族主义相比，充溢着贪婪的敌意和以牺牲他国来扩张的民族主义，是对民族主义自然本性的更大偏离。从这个角度讲，在那些因为太远而不能吞并、内部太团结而不能臣服的弱小民族中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反倒成为一种对当地民族主义的刺激因素。”15［英］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11页。此书以英帝国三十年史为经验依据，经验材料显得陈旧了，但基本结论还具有当下有效性。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似乎相当悖谬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再造新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孪生理念。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与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突兀并立于国际社会。

人们会注意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最突兀的国际现象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在借助强力追求其国家利益，因此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这使国际秩序的供给主要出自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建构也空前活跃，这些国际组织试图成为国际秩序的供给者，以取代声名狼藉的帝国主义秩序。但前者的力量型与后者的道义性相比，似乎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有着天渊之别。国际组织的脆弱性及其对康德永久和平理想的挑战，令人深思。这构成了国际秩序供给的两张鲜明不同的画面：理想主义的画面与现实主义的画面。

“一战”至今，国际社会出现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一是国际联盟，二是联合国。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20年，解散于1946年，“二战”前的高峰时期曾拥有58个成员国。国联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国联曾协助调解国际争端和处理国际问题。国联本身没有军队，依赖大国援助成为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在制裁某些国家的时候，这种依赖性就更为明显。由于国联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其国际制裁常反向影响国联会员：它的全面裁减军备规定未能付诸实现；规定采取制裁侵略者的行动之前须先经理事会全体投票而行动乏力；由于当时实力已经雄踞世界首位的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让其丧失了坚定的支持力量，国联因此无法供给有效的国际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通过国际联盟所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是残缺不全的，这个国际秩序无法完成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任务。它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束手无策，对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反应乏力，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制裁半心半意，对被侵略国家的支持缺乏诚意。因此国际联盟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实际变成了维护战胜国利益的‘战后新秩序’，反而在客观上助长了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彻底破产，国际联盟也名存实亡。”16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在大规模的战争之后，以大型国际组织的建构防止国家间冲突的第一次尝试归于失败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