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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前沿的地方立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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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信息科技前沿的地方立法方兴未艾，整体上显得较为谨慎、稳健，不同地方在信息科技与信息产业的立法考量上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些地方立法的未来走向则更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休戚相关。正如有论者指出：“建立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和导向的地方竞争，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和新战略抉择。”[注]魏建国：《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原因、意义及完善趋向》，《北方法学》2019年第1期，第8页。在信息科技前沿的地方立法问题上，积极而又稳健地深入推动地方立法进程，不仅涉及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和导向的未来地方竞争，更涉及我们将如何以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应对信息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涉及我们将如何更好地在信息科技发展的巨大收益与复杂风险之间把握精准的平衡，营造更加理想的未来社会经济秩序及制度文明。

三、信息科技前沿地方立法的未来发展

如果我们并非仅仅聚焦于诸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或美国《海外数据合法使用权明确法案》(ClarifyingLawfulOverseasUseofDataAct，简写为CLOUDAct，即所谓“云幕法案”)等联邦甚至跨国组织层面的立法，就很容易发现国外大量值得关注的信息科技前沿立法正是由地方或联邦的各个邦(州)推动的，尤其信息科技与信息产业发展迅速的邦(州)在信息科技立法方面往往会走在前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制定的《质量审查法》(QualityReviewAct，涉及软件的算法责任与反歧视要求[注]Sonia K. Katyal，“Private Accountability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66UCLALawReview54(2019)，p. 115.)及《消费者隐私法案》(TheCaliforniaConsumerPrivacyActof2018)即是典型的例子，后者更是在联邦层面的立法一时受阻的情形下，在州的层面上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大突破。我国的信息科技前沿立法也正可以从地方的探索与试验出发，逐步发展出适合于中国制度环境及社会经济状况的信息科技与信息产业立法。

自改革开放以降，我国法律体系中许多制度安排正是先自地方性的探索开始，逐渐汇集经验，而后有中央层面之立法；易言之，地方立法是立法试验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注]参见封丽霞《认真对待地方法治——以地方立法在国家法治建设中的功能定位为视角》，《地方立法研究》2016年第1期，第28页。信息科技前沿的地方立法亦扮演了此种角色。虽然地方立法较为谨慎，但我们亦能从其中窥见对信息科技与信息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的若干制度创新，除前述数据交易市场、大数据衍生产品交易、智慧经济投融资机制、个人信息保护规范跨境互认等机制外，分散于其他立法的制度创新亦随处可见，例如，《深圳市电子商务经营者第三方信用评价与应用暂行办法》(2019)中的电子商务经营者信用信息数据库、江苏省《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2019)中的科学数据汇交制度及开放共享制度、《福州市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2017)中的大数据应用诚信机制和退出机制等。这些重要的制度探索不断出现，预示着信息科技前沿的地方立法未来仍将能够有所作为。

但是，自整体上观之，地方立法的供给速度仍然一定程度上滞后于信息科技前沿的发展速度，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太赫兹、移动支付、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领域的地方立法仍然相对欠缺。这不仅是因为地方立法者在知识与技能储备方面需要加强，也不仅仅是因为地方立法权限不足及风险不明朗的客观因素制约，更是由于信息经济的全球化运行限制了地方立法的行动能力。即使中央为地方立法提供了更充分的权限，地方立法在某些领域也未必可以发挥主要作用。例如，据笔者了解，在个人信息与数据权利保护方面，跨国运营的大企业往往会按照多个主要市场中的最严标准(例如GDPR)为基础做合规工作，避免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在多个国家或地区间混用或切换时出现法律上的致命风险，这就使得某些领域的地方立法起不到充分的作用。与此同时，地方立法在信息科技方面的作为空间亦不断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因为除中央立法外，知识社区(Github、Stack Overflow等)也在不断地为信息科技提供行为规范与伦理守则。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知识形态与以知识社区为基础的治理机制，可以和产品形态与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机制、结果形态与以政治为基础的治理机制并列，构成人工智能的三种视角与三重治理机制。[注]参见李晓方《人工智能概念的再界定与政府的治理回应：基于技术、市场和政治的视角》，《电子政务》2019年第3期，第2-8页。这在一定程度替代了原本可能需要由地方立法提供的某些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