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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前沿的地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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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信息科技的洪流已经使中国社会生活的面貌万象更新。移动支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太赫兹、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应用不断刷新公众对世界的认知。由于新兴信息科技应用发展迅速，影响巨大，潜在收益与风险都难以估量，同时规制与治理的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信息科技及其应用的法律治理也就成为引人注目的挑战。信息科技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传统法律人对生活世界的认知图景，也超出了传统法教义学直接提供知识素材的范围。面对无法完全预知的风险和难以悉数洞明的科技发展趋势，唯有探索性、反思性的立法实践可以为如此复杂的规制与治理任务提供稳健而灵活的制度依据。

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的探索性立法也开始不断出现。由于信息科技前沿的许多事项涉及中央事权(例如，数字代币涉及金融宏观调控及财税秩序)，[注]参见苏宇《区块链治理之现状与思考：探索多维价值的复杂平衡》，《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第192页。地方立法不宜自行规定，此方面地方立法的尝试仍属有限。然而，信息科技前沿的地方立法亦为信息科技及其应用的法律治理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实践素材，也反映出地方立法在社会经济前沿问题上的创造力和应对能力。这些实践素材对于我国未来更好、更合理地利用信息科技成果、促进信息科技发展以及规范市场秩序等准备了必要的经验，亦足以令学人有所省思。

一、信息科技前沿的地方立法现状

信息科技前沿的地方立法范围是较为宽广的。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第四章专章规定了地方立法的权限，根据《立法法》第72条及第82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人民政府，可以分别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但是，设区的市及自治州的地方立法权限仅及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范围相当有限，除科技进步创新等有明确法律授权的事项外，信息技术前沿的许多问题是否落入此一级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仍属疑问。但是，由于该规定中的“等”尚不十分明确，对于设区的市的立法范围，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宽泛化理解，[注]参见李玄《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事项范围研究》，《人大研究》2018年第8期，第6-7页。一些设区的市在信息化、智慧经济、公共信用信息、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等方面的立法成果也取得了法律秩序的认可。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利用各种制度化的手段推动信息科技与信息经济的发展，许多规范性文件在各地的信息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本文所言的“地方立法”，包含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在内，以便从更为宽广的范围观察地方立法在信息技术前沿领域的探索进程，并且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与建议。

国内各地在信息科技前沿领域的地方立法进程不尽一致。自现有地方立法观之，信息科技前沿的地方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项科技促进立法

针对某一新兴信息科技的专门立法较为罕见，但意义重大，往往反映了一个地方的主要发展战略或重要社会经济目标。自地方性法规以下直至规范化文件层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包括贵州省2016年制定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6年印发的《关于促进VR产业加快发展的十条措施的通知》及2017年印发的《福州市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管理实施细则》，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2017年印发的《上海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专项支持实施细则》，等等。此外，若从广义上理解规范性文件，则大量的政策措施(例如，东莞市2018年发布的《东莞市支持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福州市2017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三条措施》)、规划[例如，广东省2016年制定的《广东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2018年制定的《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等亦包括在内。有些政策措施不仅包括一些规则化的制度安排，还呈现为同法规相配套的一个系列。例如，伴随《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的制定与实施，贵阳国家高新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发布的《贵阳国家高新区促进大数据技术创新十条政策措施(试行)》、2017年发布的《贵阳国家高新区促进区块链技术创新及应用示范十条政策措施(试行)》《贵阳国家高新区大数据产业招商引智十条政策措施(修订)》等，就成为主要通过行政奖励手段扶持新兴信息科技企业发展的一个政策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