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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技前沿的地方立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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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地针对某一信息科技前沿的发展规划及某一领域的专业标准亦不可忽视。在发展规划方面，2017年发布的《智能贵州发展规划(2017-2020年)》、2018年发布的《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地方立法，但对政府及企业的行为有指引作用，信息科技前沿发展亦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在专业标准方面，一些地方亦在信息技术前沿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例如，在2017年影响巨大的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2017)发布以前，上海市等地就已经制定了类似的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如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3年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DB31/T756-2013)，为最终国家标准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二)信息化及智慧经济促进立法

在地方立法实践中，更为常见的是各地的信息化促进立法，其中一些规定对信息科技前沿发展也有重要的支持作用。这方面的立法例子颇多，包括2010年制定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2011年制定的《江苏省信息化条例》，2013年制定的《无锡市促进信息化发展办法》，2014年制定的《吉林市信息化促进办法》《广东省信息化促进条例》，2016年制定的《安徽省信息化促进条例》《山东省信息化促进条例》，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公用信息、信息技术或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一般性立法，例如，2014年制定的《贵州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2015年制定的《无锡市公共信用信息条例》《辽宁省信息技术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等等。

这些条例包含了政府推进新兴信息科技发展的一些框架性行政任务条款，例如，《安徽省信息化促进条例》第29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快推动智能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信息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推进生产装备智能更新、工艺流程改造和基础数据共享，加强工业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创新信息化管理，提高制造业水平。”又如，《广东省信息化促进条例》第17条规定：“省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全省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信息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无锡市公共信用信息条例》第8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建设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为基础，标准规范统一、数据互联共享、分级协同管理的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实现全市公共信用信息的一体化发展，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水平。”

不仅如此，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及智慧经济促进方面的法规、规章更进一步直接推动新兴信息科技的发展。例如，2015年制定的《杭州市智慧经济促进条例》分别专章规定了智慧经济发展规划、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智慧经济发展和智慧应用推广，并专章规定了政府的保障责任；其中许多专门的条款规定明确了政府支持前沿信息经济发展的方向，例如第29条规定：“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人工智能在智能家居、智能终端、智能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推广应用。”2016年制定的《银川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虽然没有像《杭州市智慧经济促进条例》一样设置多个专章，但也对政府推进智慧经济和新兴信息科技的发展设置了系列规定。这些地方性立法直接推动新兴信息科技的发展，其中的创造性举措(如公共数据开放清单制度、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公共场所免费提供无线网络接入服务等)未来有可能会进一步延伸，也可能被中央立法或政策所吸收。

(三)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立法

近20多年来，各地在科学技术促进、自主创新促进、科学技术经费投入管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技术奖励及专利奖励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条例、规定和办法，这些地方性立法也对信息科技前沿之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相关立法类型和名称比较丰富，例如，1995年制定的《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2002年制定的《黑龙江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2003年制定的《安徽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2004年制定的《吉林省促进科技企业发展条例》及同年修订的《河南省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条例》、2005年制定的《唐山市促进企业科技进步条例》、2012年制定的《武汉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等。同时，亦存在部分针对某一领域科学技术或者科学技术发展某一环节的地方性立法，例如，2000年制定、2014年修正的《广东省技术市场条例》以及2007年制定的《江苏省软件产业促进条例》。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立法对企业进行信息技术方面的应用或改造提供了支持，2017年制定的《山东省企业技术改造条例》及《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即属此种情形。这些地方立法对于推动包括信息科技在内的科技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