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探索制度建设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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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3.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是资本主义勃兴以来世界发展的大势。作为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其民主也要比资本主义更先进。邓小平

3.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是资本主义勃兴以来世界发展的大势。作为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其民主也要比资本主义更先进。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4］。“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25］。他还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要区别于西方民主，“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26］

改革开放以来，富有战略眼光的邓小平准确把握住了历史走向现代化的大势，将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向，并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制度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有效的制度基础，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道直行。有了制度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也没有走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这是邓小平重要的历史贡献，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原则。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

［2］［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44、14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12.

［5］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3.

［6］［7］［12］［24］［25］［2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236、168、322、220.

［8］［9］［10］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50.

［11］［13］［14］［15］［16］［17］［18］［19］［20］［21］［22］［23］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1、418、203、306、364、367、373、164、176、179、180.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拓奠定了根本性的历史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这意味着，邓小平也奠定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基础。现代化的制度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保障，现代化正是邓小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一、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基本潮流任何国家要想顺利发展，都必须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势。任何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融合在世界发展的整体潮流中。在一定阶段，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勃兴以来，现代化就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作为世界一员的国家或地区，必须正确把握和积极顺应现代化的潮流，不能逆历史的大潮而动。认清世界发展的大势，认清世界发展的规律，也是改革开放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准确判断历史发展的大势，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航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准确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立场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现代，成为邓小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取向。为了更好地展开论述以及避免引起误解，本文首先界定相关基本概念，预先解释相关理论问题。一是关于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是动态的名词，具有时间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双重属性。作为时间尺度，现代化指中世纪结束后至今的历史，也就是从封建社会或者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历史。作为价值尺度，现代化指新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市场经济、产业结构上的工业化以及信息化。现代化的基础是经济发展，但单纯的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同时在政治以及价值观层面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物质层面，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制度层面。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2］。1963年1月，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3］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经常使用“四个现代化”等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有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议，主要侧重于现代化的政治立意。二是关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如何理解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一种认识简单地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这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的确把“现代生产方式”概括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从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概括为“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概括很容易引起理论上的误解，导致现代化被狭隘地理解为资本主义化。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持这种认识的人对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概念缺乏准确全面的认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的认识，只是片面地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而忽视了资本主义造成的巨大的生产力，特别是大工业产生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三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晶。现代性是现代化呈现出的属性与特征，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属性。现代性是个哲学概念，是从哲学层面审视现代化历程的范畴。现代性是指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现代性体现在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制度安排与行为方式可以体现现代性。本文“走向现代”的说法，既指作为过程的现代化，又指作为特征与属性的现代化。在表示动态意义的语境中，使用现代化的说法较为合适；在表示静态意义的语境中，使用现代性的说法较为合适。不管是动态还是静态，采用走向现代的说法是合适的。因此，本文用“走向现代”的说法，旨在动态和静态双重意义上考察邓小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取向。二、邓小平“制度意识”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深刻体现治理中通常有“人治”和“制治”两种形态。人治是指依靠个人权威和能力实施治理的方式。人治高度依赖治理者的素养和能力，治理者的个人素养决定着治理的态度、方式和效果。与人治相对的是用制度治理，可以简称“制治”。如果这种制度指法律制度或者采用法律手段，则用“法治”的概念。人治反映了前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以人与人自身之外事物的关系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在人的依赖性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处于血缘关系、宗法关系、等级关系以及阶级关系当中，高度依赖和极度受制于这些关系。血缘、宗法、等级以及阶级关系构成的共同体凌驾于个人之上，人只是这些关系的附庸，毫无个人自由、地位和人格可言。共同体的“首长”是共同体的统治者，“首长”的权力很少受到制约，治理呈现出极大的主观随意性。物的依赖性社会超越了人的依赖性社会，是人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第二阶段。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详细分析了人的发展过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发达，这对人而言是极大的解放。因为人不再直接受制于他人或者共同体，而是可以在他人或共同体之外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当然，从人或共同体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又受到物质生产活动的束缚，物质生产活动表现为异己的东西，人被自己生产的物质所束缚。但“物的束缚”毕竟比人的束缚前进了一大步。因为“物的束缚”是建立在普遍的物质交换基础上的，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物物交换构成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以商品价值作为交换的基本标准，用铁的自然法则取代了权力意志，赶走了共同体首长的各种主观随意性。如果说人的依赖性社会调节社会关系的是共同体首长的意志，那么，物的依赖性社会调节社会关系的则是由商品经济决定的各种规则，成型稳定的规则也就是制度。因此，制度是现代性的产物，“制度意识”也是现代性的意识。1960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日本箱根举办了被称之为“国际上第一次认真而又系统地讨论现代化问题”的“现代日本”国际研讨会，会议确定了关于现代化的标准，将制度作为现代化的八大标准之一，指出：大规模的制度的存在，如政府、商业和工业等，在这些制度中科层管理组织不断成长。从上述意义上说，用制度来治理本身就是现代性思维的体现。作为形态的制度古已有之，但是，作为思维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制度却是现代的产物，特别是用制度思维超越人治思维，体现了顺应现代历史发展大势，站在现代化潮头思考问题的意识。制度带有稳定性、规范性，治理行为不再像人治时代那样随意，而是受到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因此，邓小平着力构建制度的“制度意识”是现代性的体现。邓小平“制度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亲眼目睹和深刻体会了现代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特点。虽然因生活沧桑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5］，但他也从反面体悟到计件工资等制度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初步懂得了制度设计对于推动事物发展的意义，明白了制度的稳定性是如何优越于人治的主观随意性的。这对于出身以“人治”占主导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邓小平而言是很大的启蒙，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奠定了“制度意识”的因子。此后，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都为他思考制度问题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文革”时期的严重曲折与个人遭遇促使邓小平更深地思考制度的作用。在下放江西前夕，他已经意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文革”的曲折，固然与党的主要领导人有关，但从根本上看是由于缺失有效的制度保障，这促使他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他的制度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6］“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7］这是邓小平反思“文革”的重要产物，意味着邓小平从思想意识层面意识到必须用制度建设超越人治，实现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其艰巨的任务要求改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三、邓小平探索制度建设蕴含着现代性的基本要义和主要精华现代性有两大基本方面。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看，是市场经济。从上层建筑的角度看，则是民主政治。抓住了这两大方面，也就基本掌握了现代化的要义和精华。邓小平在探索制度建设时，首先抓住了这个根本性的东西，从而使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取向获得了最深厚和扎实的根基。（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本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照与经济基础距离的远近，上层建筑区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部分。政治上层建筑又称为实体性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军队、警察、法院、监狱、政府机关等设施及组织。观念上层建筑又称为思想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文艺、道德、宗教、哲学等思想体系。政治法律制度的变动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变动，或者说，制度层面的变动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层面的变动。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主体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的总和。一种崭新的制度要有“正当性”和生命力，仅仅改造制度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改造其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深刻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自觉遵循和准确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到要想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首先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实际上已经触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问题。他强调要扩大经济主体的经营自主权；要通过责任制提高生产效率；要重视物质利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邓小平的讲话涉及经济基础中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以及产品分配方式等经济基础的全部环节，实际上可以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为指导思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提出要扩大生产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等改革措施，实际上开启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实践层面，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计酬等责任形式。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肯定了安徽农民包产到户的创举。1982年1月，中共中央在转批1981年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高度肯定了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发展成果。到1983年，全国农村93%的生产队实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此前在生产中的效率低下、在分配中平均主义的弊端，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国务院提出要建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1982年提出合理调整所有制结构，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些改革实践，推动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认识。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抓紧的四件工作之一，这将经济体制改革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8］“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9］。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飞跃和理论创造。因为承认了商品经济形态，也就承认了商品经济的规律和法则，也就使社会历史的发展获得了一套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规则。《中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10］。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个文件的意义，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11］商品经济必然要求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方式。既然承认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也就必然应当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又是需要在认识上实现突破的巨大的理论问题。实际上，随着对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认同，邓小平也在思考是否可以采用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的谈话中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2］1985年10月23日，他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3］。1987年2月6日，他在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4］1989年，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时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15］1990年12月24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嘛！”［16］1991年1月，他在上海视察时同上海市负责同志的讲话中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7］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8］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写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使邓小平确定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现代性趋势，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了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经运行，社会资源配置和产品分配制度就只能是“市场化”的，不可能再发生逆转。走向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现代化，也就再也不可能逆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此获得了最深刻的“现代属性”。（二）邓小平探索了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经济基础必然要求现代上层建筑。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邓小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现代属性的根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则是这个现代属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集中体现，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能动作用，也是经济体制现代属性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与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在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环境中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是行政命令，不能适应和平环境下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认识到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民主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民主政治本来就是现代化的基本要义。概括而言，邓小平在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1.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19］9至11月间，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问题。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0］“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21］2.全面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全面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一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干部年轻化。干部年轻化主要是由着眼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确定的。他说，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二是消除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1986年9至11月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22］“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23］三是调动基层和工农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提出将权力下放，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都是着眼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3.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是资本主义勃兴以来世界发展的大势。作为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其民主也要比资本主义更先进。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4］。“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25］。他还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要区别于西方民主，“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26］改革开放以来，富有战略眼光的邓小平准确把握住了历史走向现代化的大势，将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向，并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制度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有效的制度基础，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道直行。有了制度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也没有走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这是邓小平重要的历史贡献，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原则。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2］［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44、14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12.［5］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3.［6］［7］［12］［24］［25］［2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236、168、322、220.［8］［9］［10］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50.［11］［13］［14］［15］［16］［17］［18］［19］［20］［21］［22］［23］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1、418、203、306、364、367、373、164、176、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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